回顾 邓颖超缘何未做母亲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他们收养了许多烈士的遗孤，为世人所称道。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夫妇感情的重要纽带，然而这对恩爱夫妻一辈子却没有自己的子女，这其中有着鲜为人知的缘故……

　　第一次怀孕堕胎丈夫发了火

　　1925年炎热的盛夏，邓颖超千里迢迢从天津坐船赶到广州，与相恋六载、分别五年的周恩来喜结良缘，他们本准备一切从简，不举行仪式，但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的同事邓演达、张治中、陈赓等人得到了消息，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顿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婚宴。

　　婚后，周恩来夫妇从中共广东区委搬到了文德东路的文德楼，这是一个住着几十户平民的大杂院，他们的新房在二楼约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生活十分简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里经历了婚姻的甜蜜和丧子的悲痛。

　　蜜月还没过完，周恩来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了，邓颖超则留在广州与蔡畅一起，协助何香凝领导广东的妇女革命运动。

　　正当邓颖超满怀热情投入工作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全身乏力，不思茶饭，有时还伴有呕吐，就到医院去看病。一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

　　邓颖超的妊娠反应很重，她吃不下，也睡不好，拖着沉重的身子，坚持工作，没过几个星期，人明显消瘦许多，眼睛也凹陷下去了。

　　“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现在哪有时间、精力顾得上生孩子、带孩子呢？”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年轻的邓颖超担心有了孩子，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也会分散丈夫的精力，左思右想之后，二十一岁的邓颖超做了一个后悔一生的决定，瞒着周恩来自作主张，堕胎。

　　当时广州街头各种各样的打胎药都有，邓颖超跑去买来吃下，万没想到，汤药服下不久，药性发作，痛得她满床打滚，流血不止。当母亲杨振德闻讯赶来，一切已经晚了。

　　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三岁那年，当镇台的父亲被流放新疆，她随母亲辗转到天津谋生，母女俩相依为命，感情很深。杨妈妈把邓颖超当作掌上明珠，从来舍不得说句重话，而这次独生女儿私自打胎的行为，真把杨妈妈惹生气了，狠狠地责备了邓颖超一通，说她不懂事。

　　不久，邓颖超到潮洲、汕头开展妇女工作，此时周恩来率领着东征军正好也在汕头。夫妻小别重逢，格外高兴。周恩来看到邓颖超脸色蜡黄，精神也不好，关切地询问她是不是生病了。邓颖超看瞒不过去，就把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

　　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结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

　　当周恩来激怒的目光与妻子委屈的眼神碰到一起，又很快冷静了下来：妻子也是考虑工作，不得已而为之呀，何况流产很伤身体，她还需要好好休息，恢复体力。想到这，周恩来咽下火气，转而用温和的语气责备道，“小超，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邓颖超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点着头，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周恩来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向妻子投去温馨的目光：“孩子失去了，不能再挽回，眼下，你要注意身体。不过，下次可不能再擅自做主了，我还盼着有个孩子呢！”邓颖超靠在丈夫怀里满口答应。

　　第二胎难产铸成丧子之痛

　　仗着年轻，底子好，邓颖超的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1926年，邓颖超又一次怀孕了，她满怀喜悦，立刻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也十分高兴，笑着说：“好，我们将有革命的下一代了！”

　　这次邓颖超吸取了上次流产的教训，十分注意保重身体，妈妈也在广州陪伴她，照顾她，每天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饮食。

　　渐渐胎儿越长越大，会动了，每逢此时，邓颖超就会感到一种乐趣，她陶醉在年轻母亲的憧憬里，盼望自己和恩来爱情结晶的小生命快点降临。

　　这年冬天，邓颖超怀孕六个月了，中央调周恩来到上海军委机关工作，组织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行前周恩来再三叮嘱妻子保重身体，祈望这次能生个可爱的孩子。邓颖超满口答应。

　　1927年4月初，邓颖超预产期到了，她在母亲的陪同下，住进了广州长寿西路德国人开办的保生医院待产。满怀期望的邓颖超这次分娩竟然很不走运，她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 原本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突然交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许多共产党人被捕，惨遭杀害。当时邓颖超化名住进了医院，因为她在孕期过分营养了，使得孩子体重超了常。由于胎儿太大，邓颖超难产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她躺在产床上，浑身冒汗，痛如刀绞。

　　负责接生的王德馨医生是广州着名的妇产科医生，她用了很多办法，孩子还是没生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王德馨告诉邓颖超：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很难保住了。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位中医，精通脉理，她替女儿把了把脉，不禁暗吃一惊：女儿已到生死的临界线，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免不了因失血过多而死。于是，杨妈妈请求王德馨医生当机立断，以抢救大人为重。

　　邓颖超流着泪不答应，她知道周恩来是那么喜欢孩子，自己第一次随随便便打胎，已经很让他生气了，怎么能够再次让他失望呢？

　　杨妈妈耐心地劝导她：“小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还年轻，将来还会有孩子的。”当时，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不得已，王医生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拖出母体。孩子出生后，因头颅严重受损，不幸夭折。很可惜，这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这个脸庞和父亲一样英俊的儿子，未能在人世间“哇”地哭一声，便去了！

　　躺在产床上的邓颖超看见儿子小小的身躯一动不动，顿时感到撕心裂肺地剧痛，她的手指深深地抠进了棉被里，嘴唇哆嗦着，热泪在眼眶里涌动……

　　为革命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难产的消耗，失子的悲痛，使邓颖超的身体极度虚弱，她需要精心调养，更需要丈夫的慰藉，她不知道，远在上海的周恩来已被蒋介石悬赏20万银元追捕了，在发生严重政治变故的档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的周恩来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来密电，要邓颖超速离开广州到上海来。

　　广州也跟着风云突变了。1927年4月15日，军阀陈济棠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遭到了搜查，幸而一位机警的同志已把刚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了一位工友，嘱咐他务必面交邓颖超本人。

　　这天，一位打扮入时、戴着耳环、涂着口红的贵夫人，走进了邓颖超的病房，邓颖超还以为她走错了房间，仔细一看，原来是广东省委妇女部的陈铁军。拂晓时刻，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正在中山大学的陈铁军在工友的帮助下，爬过高高的墙头，侥幸逃脱出来。广东省委让她赶快把事变的消息传给正在住院生孩子的妇女部长邓颖超，为避免暴露身份，陈铁军有意装扮成贵妇人，冒着危险来到医院，告诉邓颖超国民党右派已经叛变，正在到处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组织上通知她立刻离开广州。